Since its inception in 2015, the SAP (Div. 29) International Domain/Committee has actively pursued international engagement and collaboration for the purpose of advancing psychotherapy as a science, as a profession, and as a service promoting mental health for citizens and communities in the global village as well as in the United States (U.S.). Guided by […]
原文链接：https://societyforpsychotherapy.org/an-important-aspect-of-educational-orientation-in-psychotherapy-supervision-providing-supervisees-with-a-conceptual-framework-for-understanding-their-own-therapist-development/ 亲爱的督导师，还记得你开始做咨询的青涩模样吗？ 我这么说对吗？ 我是不是很差劲啊？ 我能成为一名胜任的咨询师吗？ …… 如果那时候你的督导师告诉你，这些感受都是正常的，告诉你成为有效能咨询师需要经历的过程包括种种种种，你会有什么感觉呢？ 现在作为督导师，你有没有想过可以做点什么，让你的受督导者更安心地成长，不必重蹈覆辙？ 我们来看看C. Edward Watkins博士是怎么做的。 新手治疗师需要安全的学习空间 在我的督导工作中，大部分受督导者是刚刚担任治疗师的博士生。他们要么没有咨询经验，要么经验十分有限。就像Chessick (1971)指出的，刚刚从教室走向临床实践的治疗师通常会面临三个问题： 1 学习在治疗早期过程中控制焦虑感； 2 发展作为治疗师的认同感； 3 形成一种信念，相信心理治疗是可行且有效的治疗手段。 刚开始的这段训练期的学生通常能最敏锐地发现自己实践上的缺陷，非常容易受挫，因此这段时期可能会很艰难。此时的关键在于创造一个安全的学习空间，让新手治疗师能够自如地去应对困难，而不会因为犯错受到惩罚。 安全的学习空间的理论基础 如何创造这个空间呢？我的基本思路主要来自治疗师发展理论及其相关研究，还有成人学习理论及其应用。基于这个认识，在开始新督导前我思考的首要问题是： 当下如何创造一个安全的学习空间，才最能满足特定受督导者的学习需要？ 在创造学习空间时，我坚信最好的出发点是对受督导者进行全面的教育性指导(如督导目标，督导师和受督导者的角色)。许多国家都将教育性地指导受督导者视为重要的督导胜任力之一(例 Pilling & Roth, 2014)，因为它使督导过程变得清晰明了，促进了概念化理解，并且还会促进督导双方的协作。通常，受督导者充分了解时状态最好，因此我希望接受我督导的学生尽可能从一开始就完全了解督导过程(例如通过建立督导协议、讨论、角色介绍等方式)，希望他们能更加有效地利用督导，在这个过程中更积极主动。 安全的学习空间的前提-教育取向的督导 教育取向的督导中有一个非常值得强调的重要方面——概念化。这里概念化的意思是：受督导者理解自己作为治疗师成长历程的框架。作为督导师，我首先想给受督导者提供一个发展性的概念化框架。我相信在教育性督导中这一点很容易被忽略或轻视。这一步能够极有力地促进督导的开始，同时增强受督导者的学习能力——相信他们在自身成长过程中，能更好地理解遇到的异常和变化，并且在当下更有效地反应。 Orlinsky和Ronnestad(2005), Ronnestad和Skovholt(2013), Skovholt(2012), Stoltenberg和McNeill(2010)的研究都够告诉我们，在督导中要重视以下事项： 1、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2、在督导中整合发展的眼光； 3、提供一个发展性的基本原则和框架来定位治疗师／受督导者的成长过程。 他们的工作一方面研究了治疗师在发展职业自我或治疗师身份时所经历的演变过程，另一方面鉴别或提示了能够刺激治疗师发展的督导行为。Hess等人(2008)认为：“如果督导是教育性的，那么就非常有必要发展一个督导的教育过程模型”。他们发现，关键部分是帮助受督导者更好地理解自己当下的治疗师成长过程。 从成人学习理论的视角来看(Knowles et al., 2011)，对督导过程的教育能够解答受督导者学习中体验到的困惑，并增加他们对过程的掌控感；同时，对过程准备的教育能减轻受督导者的焦虑并让他们提前做好准备，帮助受督导者未雨绸缪(Skovholt & Ronnestad, 2003)，对于如何在督导中进行阐述与协作成竹在胸。 Frank和Frank(1991)的助人和疗愈关系的概念框架也可以被推广用于督导之中。在这个模型中，那些寻求心理治疗帮助的人正处于心力委顿、心烦意乱的抗争阶段，通常可以从这三个方面获益：1.与一个受到认可的助人者，在一个精心设计的助人设置中，进入一段充满信任的关系；2.得到一个能够帮助他们理解自身困扰的适应性解释/概念图式，并看到解决方法；3.与助人者积极合作，展开一套基于概念化的行动(Budge & Wampold, 2015; Wampold & Budge, […]
How to select the best therapeutic approach is what mental health clinicians have searched for in the past, are engaging in the present, and will continue to advance in the future. In addition to experts or authorities, more effective practices rely on strong research evidenc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pay great attention to evidence-basedpractice […]
知情同意为治疗关系和心理治疗奠定了基础它体现了治疗师尊重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并为当事人提供机会就所参与的治疗做出知情决定。Barnett, Wise, Johnson-Greene和Bucky(2007)强调了适当实施知情同意程序的潜在好处： 这是一个协作过程，为心理治疗关系定下基调，促进治疗同盟。 它促进了治疗关系中的共同决策权。 它促进了当事人的自主性，并授权当事人在治疗中发挥积极作用。 通过这种信息共享和协作决策过程，它最大程度降低了对当事人的剥削和伤害的风险。 伦理守则和每一个心理健康专业在许可的法律法规中，也要求知情同意的程序是必须的，且许可的法律法规也明确了知情同意的法律要求和义务。其中一项要求是该司法管辖区的法定年龄，以及未成年人在何种情况下享有与成年人相同的权利来表示自己的同意。在每个司法管辖区的许可法律和法规中，对法定成年人同意治疗的要求有多种例外情况，在开始与未成年人进行临床工作之前，必须了解并理解其中的每一项。 Snyder和Barnett(2006)表示，要使知情同意有效，必须满足四个标准： 必须自愿给予同意。 当事人必须有能力(在法律上以及认知/情感上)给予同意。 我们必须积极地确保当事人理解她/他同意的内容。 共享的信息和所有同意的内容必须记录在案。 在未成年人的治疗中想要获得他们的知情同意时，这些标准中的前三项具有特殊意义。 当事人是谁？ 儿童和青少年可能会在多种情况下接受治疗。他们可能会被父母带去治疗，他们可能会被监护人(个人或儿童保护服务或社会服务部等机构)带去治疗，或者他们可能会自行寻求治疗。重要的第一步是确定心理治疗师对每一方应承担的义务(Fisher, 2009)。我们通常认为当事人是接受心理治疗的人。但是，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心理学家的伦理守则和行为准则》(APA伦理守则; APA, 2010)在标准3.07条《第三方服务要求》中解决了这一问题。正如本标准所述，“心理学家应试图在服务开始时澄清与所有相关个人或组织的关系性质”(第六页)。 在这些情况下，“当事人”实际上可能是接受心理治疗的儿童或青少年以外的组织或个人。因此，知情同意过程对于澄清角色、责任和期望非常重要，并且在提供治疗前一开始就达成了协议。 这些协议包括关于保密性及其限制的决定、第三方在儿童或青少年治疗中可能扮演的角色(如有)、谁将参与制定治疗目标以及谁将同意治疗计划。 知情同意 除非在符合某一管辖范围内的法律允许的某些例外情况下(例如，未成年人结婚或参军，已获得自由的未成年人)，未成年人通常不得自主决定接受治疗。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应该在知情同意过程中发挥任何作用。根据未成年人的年龄和发展水平，未成年人在知情同意过程中的参与程度可能各不相同。 即使在父母或监护人法律上是“当事人”的情况下，出于临床和伦理原因，将未成年人(我们服务的直接接受者)纳入信息共享和决策过程也很重要。对于非常年幼的孩子来说，获得他们对治疗的同意是很重要的。 同意与知情同意的不同之处在于，同意涉及与孩子共享信息，以便她/他了解要提供的服务、过程的性质、心理治疗师的角色和孩子的角色以及其他相关信息。目标是在孩子可能理解的水平上与孩子分享基本信息。这样做可能有助于鼓励未成年人参与治疗的建议过程，并促进更加合作和有效的治疗关系。 随着未成年人的年龄和发展水平的提高，他们理解心理治疗过程的性质和变迁、各方的角色、责任和义务的能力通常也会增强，因此，正如McCabe(2006)所表明的那样，将同意和知情同意视为一个连续统一体是有帮助的。随着未成年人参与信息共享和决策过程的能力提高，在父母同意的情况下，他们应该在这个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将未成年人纳入知情同意程序 即使他们还没有合法权利同意接受治疗，研究表明，许多未成年人具有认知和情感能力来理解他们决定(包括医疗保健决定)的后果。事实上，年仅12岁的未成年人经常具备这种能力(Redding, 1993)。虽然他们可能没有合法权利对自己的治疗提供知情同意，但许多未成年人可能能够在决策过程中成为积极的合作伙伴。而且，他们的发展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提高，应重新审视信息共享和决策过程，以便为未成年当事人提供机会尽可能充分参与这一过程。 此外，将发展程度更高的未成年人纳入这一过程有许多临床原因： 表现出对未成年人及其自主权的尊重。 有助于促进治疗同盟和治疗关系 有助于为未成年人赋能，并且 它传达的信息是，未成年人将会积极参与她/他自己的治疗(Lind, Anderson, Oberle, 2003) 在此过程中协商父母的权利 父母或监护人有合法权利同意其未成年子女或青少年的治疗，决定治疗过程的相关事项，并有可能完全获得心理治疗过程中的所有信息；但是，我们必须在实践层面上考虑这样做是否合适。 心理治疗师应该考虑，在临床上这是否是进行心理治疗的可行方法。 心理治疗师应根据目前的临床情况仔细考虑未成年人的意愿和偏好。此外，我们应该考虑什么最合适实现心理治疗的目标。例如，如果一个15岁的孩子知道在治疗中分享和讨论的所有内容，每周都会向她/他的父母详细披露，那么，心理治疗的效果会如何？这种安排对分享的程度以及未成年人对心理治疗师的信任程度会产生什么影响？ 因此，虽然父母和监护人对其未成年子女确实拥有某些法律权利，但这些权利可以在知情同意过程中协商。可以告知父母，为了使治疗有效，必须为未成年人提供一定程度的保密性。正如Koocher解释的那样：“我们通常可以说服父母同意尊重治疗关系的隐私，尤其是如果他们觉得心理治疗师和他们一样关心并重视孩子的安全。”(Barnett, Behnke, Rosenthal, & Koocher, 2007, p.12) 治疗师可以向各方解释，某些主题和问题将在心理治疗关系的范围内得到解决，并且只有在超过某些阈值时，才会与父母或监护人共享这些机密信息。治疗师可以向父母或监护人分享这些情况的例子，以说明何时会发生这种情况，例如对未成年人或其他人的安全造成重大风险时。 实践建议 了解您所在司法管辖区，有关同意在什么年龄以及未成年人何时有权同意接受自己治疗的法律。 从一开始就明确法律义务，确定谁有权同意治疗。 确定各方参与知情同意过程的意愿和能力。 当未成年当事人未获得法律授权提供她/他自己的知情同意时，请寻求他们的同意，并以符合其智力和发展水平的方式向他们解释与治疗相关的信息。 […]
心理治疗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关系技能，自杀患者的治疗也不例外(Norcross & Lambert, 2018)。然而一个并不理想的情况是，很多自杀患者报告说，他们的治疗师并没有总是表现出那些基本的关系品质(例如, Blanchard & Farber, 2020; Hom et al., 2020; Hom et al., 2021; Richards et al., 2019a; Richards et al., 2019b)。 自杀患者关于心理治疗中什么帮助了他们，或什么没有帮助到他们的报告，对心理治疗训练者和督导师而言或许是一种帮助，让他们在自己的工作中补充对证据支持的关系的介绍。 针对自杀患者的质性研究表明，他们希望心理治疗师能够：(1)不加评判地倾听他们；(2)对他们的表露做出适当的反应；(3)允许他们对治疗期间发生的事情保有发言权。 倾听我 心理治疗的一项基本技能是对患者表达共情的能力(Norcross & Lambert, 2018)。当被问到他们的治疗师可以如何提高服务质量时，近三分之一有自杀倾向的患者指出了倾听的重要性(Hom et al., 2021)。他们希望治疗师： “积极倾听患者所说的话” “当我们正在尝试回答你们的问题时，不要打断” “倾听他们(患者)的体验，并相信他们知道自身的感受，知道他们需要什么来好好生活” 当被问到心理治疗中的什么对他们有帮助时，自杀患者同样强调了倾听与理解(Schembari et al., 2016, p. 220)： “被倾听，被认真对待的感觉” “正是有个人理解我的感受有多糟糕” 适度的反应 许多患者报告说，对于他们的表露，治疗师要么反应过度，要么反应不足。 一些专业人员在没有考虑患者的意见，或彻底评估情况的前提下，就断定他们需要住院(Richards et al., 2019b)： “我总是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一旦事情开始变得困难，他们就立即建议我去精神病院” “就好像是......(医院是)他们的首选，而它本应该是最后的选择”。 […]
Who Am I María Celeste Airaldi is Director of the Sensorium Institute, in Paraguay, a center specialized in psychology, and is a professor at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Nuestra Señora de la Asunción", also in Paraguay; she is also a Level 2 Faculty Trainer at the Albert Ellis Institute in New York. She was trained as […]
Clinical supervision is an international phenomenon, but beyond Western perspectives that have dominated the published research on the subject, national, cultural, and regional variants have not been explored. In the interest of expanding the international frame, we joined international supervision experts from some less studied countries (China, Guatemala, Mexico, South Korea, Turkey,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 lay groundwork for discussion and reciprocal learning on culture, mores, and clinical supervision practice. The article is derived from a study by Falender and colleagues (2021).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n 2015, the International Domain of the Society for the Advancement of Psychotherapy (SAP) has consistently pursued the enhancement of SAP’s internationalization through an engagement-and-involvement approach. It has built an active Committe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which consists of 11 members from 6 different countries. The committee has led several systematic endeavors to […]
On March 16, 2019, the esteemed international magazine The Economist published an article titled “Talk is Cheap: What Disasters Reveal About Mental-Health Care.” The article extolled the virtues of using lightly trained “psychotherapists” to deal with emotional problems in countries that have a shortage of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s. After highlighting the role of stressors such […]
Introduction To be in supervision for beginner therapists is a nerve-racking experience, which has the capacity to change the life of the trainee. Hyde (2015) describes beginner therapists as intelligent, gifted, and successful individuals who in supervision face scrutiny, which threatens their self-esteem and stirs up anxieties and defenses. She says, “In supervision, we feel […]